在疫情防控中，由于民众健康素养缺失，有关谣言同样层出不穷，吸烟喝酒抗病毒、疯抢双黄连口服液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一方面，我国民众的健康知识急需提升，另一方面，科普出版与传播任重而道远。
为了避免谣言传播，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广大出版单位以科技社为代表，迅速推出大量防疫科普图书，关键时刻充分显示了出版人的责任担当。这些防疫科普图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选题重复、盲目跟风等问题同样存在。本次疫情对于科普出版带来哪些启示和思考，科普出版和传播如何创新，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冲锋 短时间出版大量科普作品
说到防疫科普图书出版，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快速响应、迅速出版。就速度而言，很多出版社创造了出版奇迹。冲在最前面的多家科技社早在1月就推出了有关疫情防控的知识读本。武汉宣布封城的1月23日当天，广东科技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即出版上市，该书从策划组稿到印制成书仅用了48小时。紧接着，1月26日，身处疫区的湖北科技出版社紧急策划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医学出版社也紧随其后，如1月29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知识问答》出版上市，其从策划到出版用了3天时间。1月30日，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出版上市，其从选题策划到完成印制也只用了4天时间。
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中旬，全国各大出版社推出防疫科普图书共235种。短时间内集中推出如此多品种的防疫科普图书，具体在选题上有何特色和亮点？中国地图出版集团编审赵强分析认为，此次出版以科技社为强大阵容，触及民众关注的焦点，选题图书多样，包括面向大众的疫情防护知识，心理健康知识，也有针对少儿的科普类绘本，针对老年人的防护手册。
“这些选题，体现了比较明显的专业性和地域性。”人民卫生出版社副总编辑朱双龙认为，防疫科普图书的出版主要集中在几家医学专业社，如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和各地科技社，如湖南科技出版社、广东科技出版社、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等，这些社一直以来都是医学科普出版领域的重要力量。各省科技社在服务各自地方领域方面都有所专长，如黑龙江省出版了该省的防控手册，北京市出版了北京市的防控指引等，地域性明显。
在这次疫情中，各地高校出版社、人民社也都有突出表现，还有一些其他部委的专业社，如中国铁道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环境出版社、中国旅游出版社、中国税务出版社都结合自身行业特点，有侧重地推出了针对自身服务群体（如铁路员工、农民等）的防疫科普图书。“整体来看，这些选题体现了各家出版单位的专业优势，有一定的针对性，在选题细分特别是在发行渠道优势把控方面做得不错。”朱双龙说。
启示 科普选题还需更加精细化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手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从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提供的235种图书目录中，记者以预防手册、指南为关键词进行粗略统计，这类图书选题达到60余种，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由于时间比较短，使得一些出版社的选题策划还不够精细化。”赵强分析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不仅仅是防控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百问，出版人应该从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科学层面、文化层面用选题去回答这些问题。
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融合发展部主任薛红玉看来，科普出版的精细化分类不仅仅是对专业知识的分类，还有对受众的分类，对传播渠道的分类，通过研究不同受众的知识基础、接收渠道和阅读取向，能够更好地将需要的知识通过更适合的渠道推给更需要的读者。
“单从书名上来看，针对普通人群的选题存在交叉重复，有的图书可能市场表现不佳，形成了一定的过剩产能和资源浪费。”朱双龙说，针对有可能出现重复选题的情况，人民卫生出版社早在2月初就专门加强了对防疫科普图书选题的整体统筹和管控，有效避免了社内选题的重复交叉。
在赵强看来，虽然近些年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虽有大幅提升，但仍与欧美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面对此次疫情，我国民众的科学求知欲集中爆发，这对于健康科普类出版是极大的刺激。据开卷监控数据显示，2月份受疫情影响，一些原本关注度不高的流行病科普类图书，开始进入大众读者的视线，销量有了明显的增长。“之前我们出版人做得更多的是‘突击队’的工作，接下来，还应该根据大数据深入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提高选题策划的针对性，推出更多有新意的科普图书。”赵强说。
“健康科普出版是健康中国建设的有力抓手。”朱双龙认为，综合近些年来对人类影响比较大的疫情，反映出公众在生物安全特别是野生动物安全，以及环境安全、饮食安全、传染病认知等方面还是存在明显短板。公众健康知识的积累、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还需要通过科普出版工作不断加强。
众所周知，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钟南山、李兰娟、陈薇、张文宏……这些科学家、医生都在特殊时期为公众科普作了突出贡献，这对于科普出版来说，是一件好事。“医学科普战线上，医生和医学编辑是非常重要的健康传播的生力军。”朱双龙认为，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更多的医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让医者仁心被更多人看到，这对于未来医生做科普做了更好的铺垫。
挑战 全媒体时代如何吸引读者
“近年来，我国科普出版的品种数量不少，但能真正做到叫好又叫座，让读者欢呼雀跃的科普作品并不多。科普出版如何撬动大众读者的阅读神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科普出版不只是出版人的事儿。”在赵强看来，从出版业的上游科普创作队伍来说，能够真正潜心进行科普创作的作者相对稀缺，他们没有时间从事科普创作工作或者对此缺乏热情，这也与我国现有的科学评价体系不无关系。
赵强呼吁，有关部门应当出台更多的激励政策，让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加入到科普创作队伍中来，而在科普出版有为的出版单位则可成立科普创作基金，或者着力打造科普出版链条，打造并包装自己的科普作者队伍。在他看来，目前科普出版缺乏前瞻性、预见性，缺少“大手笔”也是一大问题，“老一代的科学家大都文学素养高，比如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词功底特别好”。出版人挖掘专业素养极高又有较高文学素养的大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就需要持之以恒的出版定力和编辑智慧。
就科普出版来说，“科普出版人的视角要和普通读者的视角相对称。”朱双龙认为，有些选题内容上或过于专业或有失偏颇。有些专业能力强的作者和编辑策划出的内容缺少地气，没有把读者真正需要的东西表达出来，因此，科普出版过程中，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的观念还要加强。
就科普传播来说，随着互联网技术一路高歌猛进，全媒体时代科普出版工作面临的挑战也不同于往日。在朱双龙看来，全媒体时代，相对于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传统大众科普出版受到新媒体影响最为明显。大众碎片化阅读方式的形成和获得知识的便利性，都对传统科普图书出版带来挑战。再加上自媒体涌现，专业的和不专业的所谓作者，都可以拿起麦克风吼两嗓子，导致现实科普市场的鱼龙混杂和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伪科普、伪科学。要想抵制健康谣言，建立规范权威科学的科普生成方式和传播渠道很重要。在全媒体时代，科普出版要学会坚守，要站在时代制高点及时发出最科学、最权威的声音。
创新 在“精”“准”上多下功夫
“创新的前提是要守正，要在把握出版规律和本质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朱双龙认为，创新过程中，保证内容的科学性是第一位的。“科普是科学和艺术在巅峰上的握手，没有专业作者和专业编辑的专业素养、没有适合公众的艺术的表现形式，科普是做不好的。”
同样，在薛红玉看来，科普出版创新的关键，首先就是专业化解读。在科普出版的未来应该更多的将科学家从专业学术性的科学研究中提炼更具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专业知识对大众进行科普，这也是进行科普出版的未来趋势。朱双龙谈道，在内容创新过程中，既要观照好原发性创新，抓住前沿和最新、抓住空白和盲点，又要观照好阶段性创新，抓好细分和细节、抓好局部和结构。要在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上同时谋划。
这次防疫科普图书出版中，很多出版社都采取“数字先行”或者“纸电同步”的出版策略，凸显了数字新媒体的明显优势。那是否就代表数字传播一定就优于纸质传播呢？其实不然，朱双龙说，纸数融合是科普出版创新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关于传播方式和手段，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薛红玉则表示，选择合适的渠道给大众推送需要的知识，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精准推送”。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例，该社开发了不同类型、不同版本的防疫科普内容，包括音频、视频、科学课、电子挂图、纸质出版物。在疫情前期，数字内容需求量大，满足了大量通过网络获取知识的受众，到后期为了更好地在社区进行传播，该社制作了折页、挂图等出版物，方便社区和偏远地区进行纸质阅读。“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分析用户需求和用户习惯，针对此，要出版不同出版物进行传播。”薛红玉说。
科普是一个长效有序并且需要全民投入的过程。朱双龙说，面对挑战，出版人要沉得住气、定得住神，要从文化担当和文化使命的角度，在内容产生和传播渠道的“精”和“准”上多下功夫，多去发掘、传播优秀的科普作品，让人民群众受益。（转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